老北京什么时候兴起斗蛐蛐的？

　　蛐蛐，学名叫蟋蟀，又名促织。昆虫纲，直翅目，蟋蟀科，善鸣，好斗。因为一听到蛐蛐叫唤就知道是入秋了，天气将逐渐变凉，提醒人们：该准备过冬御寒的衣服了，故有“促织鸣、懒妇惊”之说。不知是谁先发现的，雄性蛐蛐争斗起来挺好玩儿的，于是就把它们逮回来，令其争斗、观其胜负，以博一乐。白露、秋分、寒露，正是玩蛐蛐的时节。“勇战三秋”，就指的是这三个节气。

　　斗蛐蛐之戏，始于唐朝天宝年间。《天宝遗事》中记载，“宫中以金笼养促织，置之枕函畔，以听其声。”南宋权相贾似道，“少时游博无行”，掌权后尤喜促织之戏，经常与妻妾在半闲堂斗蛐蛐取乐。他还写过一部专著：《促织经》。

　　“玩家儿”不是一般人

　　天津斗蛐蛐，大概是从北京“传染”过去的。北京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玩斗蛐蛐的呢？明朝。据《聊斋志异·促织》中说，明朝宣德皇帝爱斗蛐蛐，致使一条蛐蛐价至数十金。宣德皇帝是位“太平天子”，在位时国家安定，有这种闲情逸致十分可能。《戒庵老人漫笔》中记载：“宣德时苏州造促织盆，出陆墓、邹莫二家。曾见雕镂人物，妆采极工巧。又有大秀、小秀所造者，尤妙，邹家二女名也。久藏苏州库中，正德时发出变易，家君亲见。”最后四字的意思是：“我父亲亲眼见过。”

　　上有所好，下必甚之。万历年间人蒋一葵著的《长安客话·斗促织》中说：“京师人至七八月，家家皆养促织。”作者说，我到郊外，看见大人小孩聚集在草丛里，侧着耳朵，聚精会神地好像在寻找丢失的东西。无论是茅厕还是烂墙，一旦听到促织叫声，立刻像猫见老鼠那样急促地扑上去！大街小巷，到处是盛着促织的瓦盆泥罐，不论男女老少，都以斗蛐蛐为乐。明朝人刘侗、于奕正编著的《帝京景物略·胡家村》中也说：永定门外五里的胡家村“荒寺数出，坟兆万接，所产促织，矜鸣善斗，殊胜他产”。每到秋天，游闲人便来此地“缺墙颓屋处、砖瓦土石堆垒处”捉蛐蛐，“侧听徐行，若有遗亡”——慢慢走、侧耳听，好像寻找遗失的东西；听到蛐蛐叫声后，循声找到蛐蛐巢穴，“乃掭以尖草，不出，灌以筒水，跃出矣，视其跃状而佳，逐且捕得”——捕捉蛐蛐的方法已经很成熟了。后面关于蛐蛐优劣判定、斗蛐蛐方法与规则的记载，跟清朝以后的实际几乎完全一样。

　　到了清朝，北京玩蛐蛐的就更多了。官宦世家、八旗子弟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，多余的精力和钱财要有地方去消耗，玩蛐蛐于是成为一种选择。

　　玩蛐蛐之人号称“玩家儿”。据崇彝《道咸以来朝野杂记》中说，清代北京内城玩蛐蛐的，“应以后马家厂（今旧鼓楼大街后马厂）杨氏为首，且历数十年不衰。若睿王魁斌、继侍郎禄，亦乐此不疲。……北城小斗家颇不乏人，记不胜记。外城杨荫北京卿尤好之。伶人谭鑫培，每秋来必蓄多种，以与诸士大夫为戏，且为联络计也。”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到证明：喜欢玩蛐蛐称得上“玩家儿”的，大都是上层人物，不是王爷，就是大官，再不就是银行家、京剧名角儿。

　　不说“逮蛐蛐”，要说“掏”

　　蛐蛐是野生的。要想玩蛐蛐，先得把它逮到手——不说“逮”，说“掏”。

　　过去掏蛐蛐，要到北京远郊区。据金受申先生在《老北京的生活》里说，过去北京专有人从事逮蛐蛐、卖蛐蛐的，立秋之前到各玩家去借盘缠，然后带上干粮和专用工具，到北京西山、北山去掏蛐蛐，一走就是十来天。

　　掏蛐蛐的专用工具是：一把铁钎子，能用来挖土、撬石、探穴；一个装蛐蛐用的柳罐斗；一个铁丝或是铜丝编的蛐蛐罩子，还有一个竹棍顶端绑着老鼠须子的蛐蛐探子。除此之外，还要预备上水壶。可以想见，要想掏到好蛐蛐，就得往荒山野岭高坡深沟里、潮热如蒸笼的庄稼地里钻，风餐露宿、日晒雨淋、蚊虫叮咬，不是件舒服事，也不是件容易事。听说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掏，出去一天，最多也就能收获一二十条，其中合格的也就十之二三。

　　北京过去出产蛐蛐的地方很多。西山福寿岭、寿安山，黑龙潭南北二三十里以内，北山的绵山以东七十二个山头，苏家坨、南口关沟、昌平十三陵一带，都产好蛐蛐。

　　掏回蛐蛐来后，先把上等的蛐蛐送到借他盘缠的玩家儿，玩家儿挑剩下的，再拿到庙会上去卖。

　　北京卖蛐蛐的地方，除了白塔寺、隆福寺、护国寺、土地庙等几个庙会集市外，北新桥、东四牌楼、西四牌楼、天桥、东华门、鼓楼湾、琉璃厂、果子市等地，有常设的卖蛐蛐摊儿。次一等的玩家儿要到庙会上去“拿”蛐蛐——当然不是白拿，得给钱。后来没庙会了，也没人从事专门逮蛐蛐卖钱的营生了，玩家儿们也有自己到郊区去掏的。再到后来北京附近没蛐蛐可拿了，就只好去外地了。近几年的蛐蛐讲究是河北易县的，号称“小易州”。山东乐陵的也不错，最好的数兖州地区宁阳的蛐蛐。